无论你是任教东方还是求学西方，是痛心疾首还是兴高采烈，“大学”在发生变化，这点你我都能深切感受到。这个变化到底是好是坏，现在还说不清楚。“改革”不见得一定就是好事，有成功，也有失败，既充满机遇，更遍布陷阱，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崇尚“摸着石头过河”，有着各种不确定性的国家。所谓“大学改革”，之所以值得你我认真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此举不仅影响中国的未赤，也制约着全球教育事业的兴衰。必须记得，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实验场”——人数最多，2500万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思路最复杂，兼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变化幅度最大，正在追求“跨越式发展”。一句话，局面相当混乱，但生机勃勃。因此，“当代中国大学”值得你我深入观察。

在中国，之所以大家都在关心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完全定型。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路该怎么走，大致上已确定，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你说了等于白说。所以，你会发现，反而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们，或者说知识分子们，热衷于讨论大学问题，那是因为，他们还有自信，觉得大学问题在我们可以努力的范围之内，今天的讨论，即便无法立竿见影，但也有可能影响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

至于什么叫“当代中国大学”，我自己给下了个定义：即最近十五年的中国大学。理由是：经历“八九风波”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对于教育来说。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至关重要，可作为界标，好事坏事，很多都得从这里说起。

在我看来，“大学”在变化，这并非中国所特有，某种意义上，这是世界性现象。2000年，美国为数不多的名牌公立大学密西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出版A University for the 21st Century，此书中译本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中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等教育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大学努力回应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责任。”一千多年来，大学为我们的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21世纪，没人怀疑，大学还会继续发挥类似的作用。但是，各种改革的努力，将使“大学”的形式及内容发生很大变化。而当代中国大学的诸多变革，必须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谈论，才能有比较清晰的思路。

今天演讲，选择十个关键词（keywords），建构起我对这十五年中国大学的叙述及论述框架，这十个关键词分别是：“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评估”、“大学故事”。主要不是表达我的“理想大学”设计，而是描述现实中的中国大学如何在各种可惊可叹，可悲可喜的混乱局面中艰难前进。因此，不作过多的理论阐发；虽然在具体讲述的过程中，确实隐含着我对“大学”的想象以及价值判断。

我得预先声明，今天诸位听到的，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教育专家，而是一个人文学者在谈大学。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不同地位的人谈大学，眼光及趣味是不一样的。记得毛泽东说过：“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上，你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教育部长谈大学，和我唱的不是一个调；北大校长谈大学，也跟我谈的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假如我说大学校长该说的话，或者摆出教育部长的架子，那不仅没意义，而且可笑。正因为我们各自的位置，功能以及看问题的方法不太一样，才有各自存在的价值。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关心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问题。最近十年，先后出版了《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等著述，主要切入口是中国大学一百年的历史经验，以及当代中国大学的诸多改革实践。这些书，都不是纯粹的专业著作，而是兼及史论，文体上介于论文与随笔之间，拟想读者半是学界半是大众，目的是介入当代中国大学改革，而非隔岸观火。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写作姿态，决定了此类演讲或文章学理上不够深厚，论述也不够周全，但贴近现实生活，显得生气淋漓。不仅仅是我，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教育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所有的学术突破、思想革新、文化创造，都必须落实在制度层面，才有可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所谓“制度化”，教育是一个关键。所以，很多人身不由已地“卷入”或者说“闯入”教育研究的领地。

好，言归正传，先从大学的历史说起，最后回到“大学故事”。

一、“大学百年”

中国的大学到底是“百年”还是“千年”，这一点，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1918年，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提到过去的太学、国学，其性质与范围，均与今日的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因此，我们承认，北京大学只是个20岁的小青年，不能跟美国人、更不能跟欧洲人比“大学的历史”。可是，后来不断有人提这个问题。比如，冯友兰教授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怎么办，建议我们也从汉武帝立太学说起。那样的话，感到尴尬的，就不是我们，而是欧洲人了。冯先生不是第一个这么提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不断有这么一种声音，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代表国家的最高学府，因此，追溯校史时应从汉武帝建立太学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14年说起。这样计算，北京大学就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说法，在北大内部，虽偶尔有人谈及，不过只当笑话，没几个人当真。比较一致的看法，还是认为北京大学是在戊戍变法中酝酿产生的，是因应西学东渐的大潮而发展起来的。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只教外语，后来添加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再后来，被合并到京师大学堂里来。因此，北大若一定要拉长历史，从1862年说起，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但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北京大学的历史，从1898年说起，更为理直气壮。

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曾撰有《南进太学考》和《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二文，讨论南京这块地方上曾经有过的“国立大学”：“金陵之有国学，自孙吴始，晋、宋、齐、梁、陈，迭有兴废”；“明之南京国子监，实为上下千年唯一之国立大学。”如此着墨，不能说毫无现实考虑，但作为历史学家，柳先生严守边界，没做进一步的发挥。另外一个教育家张其昀，1935年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论证中央大学历史悠久，从南朝的太学算起，如此“薪火之传几至千五百年”，不要说在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也都是独一份的。但这个说法，不被国内外学界接受。至于创立于公元976年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如今仍坐落在湖南大学里。因此，十多年前，湖南大学曾起草一个报告，希望叙述校史时能从公元976年算起，但这一悲壮的努力，被当时的国家教委给否定了。

中国人有一种冲动，不断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而不是一千年或者两千年呢？可刻意拉长中国大学的历史，我以为不值得提倡。承认中国人有很长的“高等教育史”，但现在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道地的舶来品。你一定要弄出一批远比博洛尼亚（1088）、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还要古老得多的“中国大学”，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而且模糊了现代大学的精神特征。我大胆预测，再过20年、50年甚至100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及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重写中国大学史”的声音还会更大。但到目前为止，学界一般还是认为，当代中国的“大学“与西汉太学、宋元书院或明清国子监，并非一脉相承，更多的是晚清以降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说我们的大学有百年上下的传统，意思是说，有历史，但不是特悠久。有“历史”就有“经验”，就值得认真总结。借助百年校庆或者50周年大庆，各大学都通过纪念仪式或建筑物，树立自家形象及学术传统。或者如北京大学，盖一个像模像样的校史馆；或者如湖南大学，努力衔接古老的书院传统与现代大学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花样百出的校庆活动，虽有过分仪式化的通病，但多少使大学传统得以确立、大学精神得以弘扬。

在这么多校庆活动中，最为风光的，当属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北大百年校庆办得特别风光，庆祝活动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多位中央领导均有出席。有人质疑，一个大学的校庆，值得这么弄吗？太夸张了吧？可为什么这么做，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你看以后别的大学八十周年、一百周年大庆，都不再有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出席。像我的母校中山大学，校庆的规格明显降了好几级；南京大学等纪念百年校庆，也好不到那里去。北大百年校庆，最表面的成果，是校园整治一新，校友热情捐款，还有跨国公司捐建实验室等。但更重要的是，在“八九风波”以后，北大很长时间处于低潮，不少人对北大的命运深表忧虑。通过百年校庆，扭转世人对北京大学的“偏见”，这很重要。还有一点，与此密切相关，那就是帮助修改了一句口号。北大提交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此前，北大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现在我们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拿掉了。理由是：如果强调大学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比朝鲜、越南、古巴等好多了，没什么好追赶的。今天，我们承认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这才有奋斗目标。这个口号，后来在江泽民的报告里确立下来，并广泛传播开去。不再提“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是“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么一来，整个眼光、思路、趣味、方向全都变了。这一点，大学校长以及教授们，体会很深。起码我们不用再受那么多条条框框的束缚，可以理直气壮地谈牛津、说哈佛，公开承认差距，立志向人家学习，而不必刻意区分“社会主义大学”和“资本主义大学”。

二、“大学排名”

1987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率先发布以在国际权威刊物上的论文数为指标的“学术榜”，发展到今天，全国有各种“大学排行榜”约一百个。有以论文数排名的，有以科技实力排名的，有以教学及人才培养排名的，还有很多指标单项排名、多项指标综合排名的。对于大学排名，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又爱又恨，学生们、教授们则无所适从，至于家长们更是将信将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所有的大学校长，都被“你们学校排第几”这个问题，折腾得死去活来。当然，有各种攻防策略，比如说如何在众多排行榜中，取一个比较好看的。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很尴尬，这些年综合排名老在十名上下徘徊，虽说只差一两位，上则“进入前十名”，下则“十名以外”，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对于大学来说，排第几，这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但绝大多数校长心里都明白，这个排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可我们受影响，且影响日益严重，以致干扰了中国大学的发展步伐。

先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的排名，清华在北大之上，国外的排名，北大在清华之上。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国内排名看重科研经费，要讲经费，清华绝对比北大多。因为清华的长项是工科，北大的长项是文理，同样一个教授，工科教授比文科教授得到的经费以及花出去的钱，要多得多。所以，若按科研经费统计，清华远远超过北大。而国外的排名，更多考虑学术声誉，那样的话，北大在清华之上。其实，这两所大学各有千秋，谁排在前，无所谓。但有一个排行榜，弄出了很大声响，搅得中国人心神不定。2004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突然把北大推到了全世界第17名，北大当然很高兴，赶紧挂在网上；大家一批评，又拿下来了。当时我就说，这个排名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在崛起，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家开始关注中国，连带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样，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声誉。

按照主办方的说法，他们根据五项指标来排名。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第五，学术声誉。前四项北大表现平平，但第五项，也就是“印象分”，北大得分特别高，一下子就冲上去了。为什么有如此高的“印象分”呢？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崛起，而不是北大在学业上突飞猛进。第二年，北大跳了两级，排世界第15名，超过了东京大学，亚洲第一。这时候，北大自己都感觉不对劲，不好意思宣传了。那时，我正在哈佛讲课，一天晚上，请几位朋友吃饭，朋友中有来自东京大学的，也有来自台湾大学的，几乎是“同仇敌忾”，对我“口诛笔伐”，说凭什么北大排在那么前面。其实，北大的“印象分”虽高，但学术水平及科研成果明显赶不上东京大学。不要说东大，就连香港地区的若干所好大学，在科研方面都不比北京差。应该这么说，今天的北大，学术声誉，也就是“虚名”，远远超过其实际成绩。

同一个排名，2006年，北大更上一层楼，排第14名；2007年，从第14名跌至第36名，像坐过山车一样，惊心动魄。而清华呢，从第28名跌至第40名；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好不到那里去，由第19名跌至第33名。

反过来，香港大学由第33名攀升至第15名，香港中文大学由第50名进步到第38名，据说，人家港大和中大已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我一听就乐。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大话”。原话是这样：“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抓住这个机遇，不是每个著名大学都做得到的，也不是靠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或多少论文能够堆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世界一流，对北京大学来说不是最要紧。所以，北大争论人事制度改革时，我说过另外一句话：“假如有一天，北京大学办成一个跟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没有多少关系，但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校，未必是什么好事”。换句话说，大学必须介入到中国当代改革事业里，这个“介入”，不完全是靠论文著作或科技成本体现的，比这要复杂得多。所以，我对这些过分迷信数字的“大学排名”不太以为然。

还有一个排行榜值得关注，那就是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已经连续发布了好几年，有点影响，但2007年的排行榜一出来，就受到《科学》杂志的猛烈抨击。8月24日，《科学》杂志发表了资深记者Martin Enserink所撰报道《谁能给大学排名》，批评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质疑诺贝尔奖得主的科研成果到底该如何计人，同时提到，在这个排行榜里，人文社科类学校处于明显的劣势，因为它不产出SCI论文，故虽有一定的权重，但不重要。可如果你觉得大学里人文学及社会科学可有可无，那你是在办职业培训学校，而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么好的大学，在上海交大的排名里，列201—300位。而在英国人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里，这所学院是排第17位的。两种排名，相差那么大，人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好呢？有位加拿大学者，名字叫AlexUsher，专门做高等教育研究的，就说到很多排名榜其实不可靠，因为主办方发个电子邮件给你，问你们今年有多少科研经费、多少学生、就业情况如何、有没有得诺贝尔奖等，排名就靠这些资料。越是必虚的大学，越认真地对付这些名目繁多的调查表；越是大牌的大学，越不理会。有些大学为了争排名，甚至在调查表里弄虚作假。不只是中国大学出问题，全世界的排行榜，都面临同样的陷阱。你要排名，只能依靠各大学提供的统计数字；当然，也可利用其他资料来交叉核对，看你有无造假，但这个难度很大。所以，排行榜都靠资料累积以及数字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其实靠不住。

针对《科学》杂志的批评，上海交大主持这个排名榜的刘念才教授拒绝答辩，要大家读他2005年8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的论文《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其实，更值得推荐的是刘教授和Jan Sadlak合编的《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上海交大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值得一读，比如philip G•Altbach撰写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代价和好处》，指出“过分地强调获取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可能会有损于一所大学甚至整个学术系统”；因每所大学的精力及资源有限，顾此必然失彼，太讲“世界一流”，很可能导致日常教学水平的下降。另外一个作者Da Hsuan Feng，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中，将上海交大的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的排名进行交叉比较，以北大、清华、港大、科大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前四所大学在上海交大的排名里都是202—301（排名靠后，不再细分），第五所排101—152。而按照《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2004年的排名，北京大学第17位，清华大学第62位，香港大学第39位，香港科技大学第42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第18位。作者追问，为什么谈论亚洲的大学，尤其是中国的大学时，差异竟这么大；而对于前20名，尤其是美国及英国部分高校，比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则意见比较统一？这位作者对“老北大”特有好感，甚至提出，是不是世界一流，就看谁当校长，有蔡元培当校长，北大就是世界一流。强调校长决定了这所大学的气质及风格，放在今天，起码是不准确。在中国大学里读过书或教过书的，都知道今天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已不像蔡元培时代那么大了。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这所大学我说了算，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现在中国的大学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便蔡先生重生，能否落实其大学理念，也都不无疑问。

那本书中，还有一篇奇文值得欣赏，即刘念才等撰《从GDP角度预测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其基本观点是：世界顶尖大学，即排名第1到第20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00美金以上，而世界一流大学，即排名21至100的，则是25000美金左右。中国人什么时候有“世界一流”大学呢，大概是在2020年。因为，到了那一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30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5000美金，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所以，最早进入“世界一流“的两所中国大学，会出现在上海。拜读这篇文章，我终于明白，大学办得好坏，端看GDP，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刘教授之所以如此“神机妙算”，跟其学术背景有关。原来，这位刘先生是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加拿大念高分子材料专业，毕业后来上海交大高分子材料研究所工作，1999年转高等教育研究所，现任所长，专攻“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并主持“世界大学排行榜”。看了刘教授的履历，我一下了就明白了，人家是按照“分子化学”的思路来研究“高等教育”，追求“定量定性”，投入多少钱，就属于几流，一清二楚，没什么好商量的。可我对这样“简明扼要”的大学研究，心存疑虑。

三、“大学合并”

记得是1993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学院”变“大学”的热潮，那时我刚好在日本讲学，接受一个日本杂志采访，被迫回答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解释，说这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反拨。1952年，中国学苏联，将高等教育界定为培养专家和工程师，希望大学毕业生一出来马上就可以用。于是，将追求普遍知识的“大学”，改为培养专业技能的“学院”，具体说来，就是只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全部改为学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面对整个发展变化了的西方世界，尤其是面对众多世界一流大学，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中国大学基本上都是专科性质的，如农业、地质、钢铁、纺织等，如此专业单一的高校，能叫大学吗？于是，我们开始改革，或者说“升格”，十年内，几乎所有的“学院”都变成了“大学”。你想想，连“体育”都“大学”了，还有什么专科学校不能升格呢？教育部明确规定，只要有三大学科门类、100名正教授、8000名本科生，就可以申请由“学院”改为“大学”。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我们拼命生产教授、拼命扩招学生，以便让学校尽早“升级换代”。光是“大学”还不够，还得“研究型”，还要“世界一流”。奔着这一目标，1998年开始，掀起了大学合并的风潮。

1998年，原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浙大。这个举措影响十分深远，到今天，才不到十年时间，不少原本气质独特的学院或大学消亡了，为什么？被并入“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里去了。当时主管教育的领导认为，只有“综合大学”才有可能争取“世界一流”。可他没想到，世界上有很多叫“学院”的好大学。为了所谓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争创一流”，我们需要“强强联合”。依照这个思路，推广“新浙大”的经验，不少学校很不情愿地走到了一起。最有意思的是，2000年6月，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吉林大学；2004年，军需大学又并入。目前，吉林大学有全日制学生63322人，成人教育学生18899人，办学规模全国第一。以前人家说，吉林大学在长春，现在你问长春在哪里，长春就在吉林大学里。这笑话估计是吉大师生或长春人编的，用来自嘲。另一则笑话更具普遍性，那就是，合并后的大学，开会时，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

大学合并，目的是做大做强，争创世界一流。实际效果如何，现实很难说谎，但“评比”时确实管用。你想，合并了好几所大学，很自然地，院士数目多了，科研经费多了，重点学科以及博士点也多了，这样一来，“大学排名”必定提前。最痛苦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本来也是好学校，就因为没有理工科，照这些指标一排，就到后面去了。可大学合并并非灵丹妙药，不是一合就“灵”的。依我的判断，几所各有传统的大学合并在一起，没有十年左右的磨合，走不到一起。所谓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那是经过成功磨合以后才可能出现的，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就好像杭州大学，原本人文学科的基础很好，在全国都数得上，可并入工科为主导的浙江大学后，元气大伤。大学有自己的传统，不应该轻易改变。大学合并，尤其是有个性、有历史、有传统的大学合并，要慎之又慎。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大学实现了三级跳：专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大学改校名。可在我看来，改一个来头大的、好听点的校名，些举是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伤到自己。因为，一改名字，多少年创立的品牌就此流失，重新建立威望，没那么容易。特别让人感慨的是，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改称“四川联合大学”，社会反响很差，只好又改回去。这改校名的风潮现在仍在继续，只是数量上有所下降；2005年改了近40所，2006年则是19所。大学改名，有两个特点，一是矿冶、地质、农林、石油、煤炭、纺织等行业性质的院校，因招生及就业困难，多改为“科技大学”；二是突出“全国性”，而不愿意“偏安一隅”，如北京广播学院改名中国传媒大学，青岛海洋大学改名中国海洋大学。照我的观察，校名不是越大越好，有时候恰好相反。以日本为例，“东京大学”比“日本大学”好，“日本大学“比“亚细亚大学”好，“亚细亚大学”又比“日本国际大学”好。

四、“大学分等”

其实，“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就有“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分别。先是1954年10月，政府在《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6所学校为全国性重点大学，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后来，又有“部属大学”和“省属大学”的区隔。

到了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促进中国大学发展的“211”工程。什么叫“211”工程？就是在21世纪，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或者说有竞争力的中国大学。国外学者问我，为什么你们办教育像建楼房、修水坝一样，都叫什么什么工程，我给他们解释，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多是学工科出身的，趣味使然。在“211”工程建设中，中央及地方共筹资180亿，投入高等教育，客观上使若干大学的基本面貌发生了变化，并提升了其学术水准。但中国毕竟穷，财力有限，想办10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日后政府做了调整，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三年各18亿，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接下来，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其中哈工大、西安交大、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都是工科大学，浙大原本也是以工科见长。换句话说，政府更关注“科技兴国”，故工科大学占的比例很大。第二批大学的奋斗目标是：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北大、清华的钱是中央财政给，其他七所大学则是中央和地方各出一部分。另外，一个提“世界一流”，一个说“世界知名”，还是不太一样。

中国人历来讲究十全十美，为什么不是圆圆满满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因为，后面这一所，到底给谁，有很大的争议。据说，当时有位中央领导说了，天津是直辖市，怎么一所都没有呀？教育部说，天津有两所好大学，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只有一墙之隔，能合起来就好了。天津市很想要这笔钱，可这两所大学各有传统，不愿意合，学生不愿意，教授也不愿意。后来，勉强同意了，说要合，可校名又谈不拢。叫什么好？“天津南开大学”，不行；“南开开津大学”，也不行；叫“北洋大学”那是政治错误，叫“天南大学”则是自贬身价。反正，一谈校名，全乱套了。最后，中央决定，这两所大学是“联合”而不是“合并”。说是实行“各自独立办学、相互紧密合作”的全新办学模式，实际上是没有进入“2+7”的方阵。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些“2+7”大学，于2003年共同发起了“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每年一次，先后在清华、交大、南大、科技大、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今天的东道主是哈工大，而《哈工大报》大肆宣传，说是成立了“九校联盟”。这九所大学，真的能“结成联盟”吗？我很怀疑，既怀疑其可行性，也怀疑其合理性。

其实，“2+7”的思路，一直受到很多著名大学的质疑与挑战。你知道，在不在前十名，对于大学来说，不说“生死攸关”，也是十分严重的事情。很多大学认为，自己应该进入前十名，比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好在我们的政策不断在变，很快就有了“985”工程。何谓“985”？就是1998年5月，江泽民主席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讲话，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得到“985”工程经费支持的大学，简称为“985”工程大学，先是34所，后又增加了中国农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在这么多进入“985工程”的大学里面，有两所大学的责任格外重大，那就是北大和清华。因为，这两所大学得到的财政支持，跟其他大学不一样，因此，有很大的压力，全国人民都盯着，说你们拿了那么多钱，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压力之下，只得喊口号。1998年，北大校长说，争取到2015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000年，清华庆祝建校90周年，提出要加快步伐，在2010年成为“世界一流”。不过，最近北大校长改口，说是“争取”，但不能“保证”。理由是，别的大学也在发展，也在前进，要挤进学术上的第一梯队，很不容易。

什么是“世界一流”，其实很难说。中国大学之所以拼命争取升级，背后还有一个不太说得出口的原因，那就是大学定级。中国的大学很奇怪，学校本身不分等，但校长和书记是有级别的。若干著名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属于“副部级”，而一般大学的校长书记则是“厅级”。这一政策，导致很多大学的校长书记们，极力要把大学“做大”，而不是“做好”。因为，只有学校做大了，自己的级别才有可能上去。但愿，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五、“大学扩招”

谈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经济等，你都要考虑这么一个背景，那就是最近十年的大学扩招。这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措施，也许你今天感觉不到，但再过10年、20年，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里举三组数字：1998年，全国招收大学生108万，2006年，全国招收大学生567万，也就是说，招生规模扩大了5倍，1998年，印度大学生人数是中国的2倍，今天反过来了，中国是印度的2倍；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的目标是，2020年达到40%。

我不知道2020年中国的大学状况会是怎样，但我清楚，通过这9年的迅速扩招，中国大学的优势和缺点都明显呈现出来。今天中国大学的在校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总共是2500万。对迅速扩大的中国大学办常规模，不同人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据说，最早提出大学扩招的，是经济学家；这建议得到了政治家的支持，因而得以迅速推广；至于教育家们，基本上是被动参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急需扩大内需，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至于如何消费，最好的去处，自然是教育。让老百姓出钱送孩子上大学，比劝他们买房子、买汽车要容易得多。这是民间的说法。最近，教育部出现澄清，说“大学扩招”并非应急之举，而是深谋远虑。这个重大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拍板的。有感于中国高素质人才太少，将是日后发展的瓶颈，故断然采取措施，迅速提高大学生数量。

扩招从1999年开始，到今年，正好是九年。九年间，中国大学的规模迅速膨胀。在这中间，泼冷水的，基本上都是教育家。同样的教学资源、同样的教授、同样的实验室，突然间挤进等于此前五倍的学生，教学质量不下降那才怪呢。这是教育家的思路，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着眼点不一样。但教育家明显不占主流地位。真正让人感到棘手的，并非书生耿耿于怀的“教学质量”，而是大学生就业。当初大家都说扩招好，因为扩招，避免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导致中国失业人口激增。可他们没想到，这些人进去念大学，四年后毕业，还是要找工作。说句玩笑话，高中生找不到工作是“社会问题”，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则很容易演变为“政治问题”。大学生就业遇到严重障碍，这会影响日后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现在各级政府特别关心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过于迅猛的“扩招”，使得大学生面临严酷的就业市场，再就是中国大学整体的学术水平及教学质量下降。我更关心的是，这些问题背后那个“跨越式发展”思路。不愿按部就班，希望一路快跑，这种思路隐约带有“大跃进”的痕迹。而1958年的“大跃进”，留下来的教训是严酷的。中国的大学，走得太快，太急，让人有点担心。

六、“大学城”

欧美的大学城是历经几百年，逐渐演变过来的，而中国的大学城，却几乎是一夜之间建起来的，这点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的大学城肩负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应付大学扩招的需要。因此，政府低价拨地，企业努力建设，大学勇敢贷款，三者合力，共同推进，各得其所。大学本来没那么多钱，学生学费再加上国家拨款，能应付日常开支就很不错了，哪能这么“大兴土木”。可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挺进大学城，大学也只好“义无反顾”地贷款去了。政府为什么那么积极，因为，那可学也只好“义无反顾”地贷款去了。政府为什么那么积极，因为，那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改善投资环境，顺便拉高地价。大学城一般建在城市边缘，原本很偏僻，周边环境不好，地价便宜，如今划一块地，盖起一片楼房，只要大学进来了，周边的房地产必定暴涨。因此，企业也很愿意投资。这么一来，中国各地在建或已完工的大学城，据说有五十多个。好处是迅速改变中国大学的外在形象。常听到大学城访问的外国教授说，没想到中国大学这么漂亮。以前外国人来参观，无不惊叹中国大学如此破烂；如今，鸟枪换大炮，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大学变得焕然一新。

但这么一个成功的“大变脸”，隐藏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先说硬的，再说软的。在众多大学城中，最典型的，是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东方大学城，计划占地2万亩，投资120亿，10年建成，容纳10万大学生；1999年正式启动，2001年因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前去视察而名声大噪。东方大学城的正门，模仿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很壮观，完全出乎你的想象。2004年，东方大学城因20亿债务身陷困境，紧急请求政府施救。各地所建大学城，据说有一半停滞或下马，债务问题异常严重。根据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高校债务约2000亿，而学界认为比这严重得多，应该翻一倍，是4000亿。大学不是企业，平日里没有什么产出，能维持预算平衡就已经很好了。这么多贷款，日后怎么还？办学规模最大的吉林大学，现在每年须还利息1.5亿到1.7亿。于是，校方只好公开财务危机。要求全校师生厉行节约。但光靠节约用水用电，无论如何是无法还清贷款的。

怎么办？有几个解决的思路，一是大学“国立”，这个大漏洞，只好由政府来填；二是土地置换，把原来位于市中心的校园交给政府，政府替你还债；还有好多别的主张，都没敲定。但是，我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敢如此“大胆举债”，这点肯定让国外同行看得目瞪口呆，难道他们没想到将来是要还钱的吗？我猜想，所有积极贷款参与大学城建设的校长，确实是不打算还钱的。为什么？因为建大学城是政府的决策，是你要我去的，我没钱，本来就经费紧张，哪儿去找这以大笔钱盖新校园？你让我去，说没钱没关系，找银行贷款。好啦，现在银行来讨债，你总不能把大学拍卖了吧？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所大学因为欠债而被宣布破产拍卖的。大学校长们心里有数，这钱，大概只需换利息。说得不好听，这钱本来就是国家欠我们的。因为，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允诺，教育行政支出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这点，校长们啧有怨言。浙大潘云鹤、复旦王生洪等负责的调研课题《大学管理架构、运行机制改革与调整》，曾列出2001年各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中国3.19%；美国6.43%；英国4.92%；加拿大6.16%；日本4.72%；韩国7.03%。政府没能实现原先的承诺，逐步提高教育行政支出所占比例，而有希望大学迅速扩大规模并提升质量。可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大笔钱的，校长们只好勇敢地贷款去了。至于怎么还贷，以后再说，相信后任校长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有足够的智慧”，能妥善解决这么棘手的问题。如此配合默契，“大踏步前进”，对于政府和学校来说，都是一着险棋。

另外，新建的大学城里，清晨或傍晚，清一色新建筑，清一色小青年，全都“朝气蓬勃”。至于年长的教师们，下课后，急匆匆赶班车回老校区去了。理想的大学校园，应是既有饱经沧桑的，也有英姿焕发的，老中青都有，大家在一起念书，思考、对话。照梅贻琦的说法，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鱼领着小鱼不断地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成大鱼了，这就是大学。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只有小鱼们自己在游，没有年长的带，全是同龄人，这样的“大学生态”，很不理想。

七、“大学私立”

当今中国，十分之一的学生念的是私立大学，这么说，很可能出乎你意料之外。公众对私立大学认知甚少，很多人甚至采取蔑视的态度，以为不值一提。今天，我想专门为私立大学说几句。

国民年间，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基本上是三分天下。1950年，全国有大学227所，其中公立138所，私立及教会89所。此后，新政府下令，取消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所有的中国大学，全都变成“国立”了。1980年代初，中国重新出现私立学校，但“犹抱琵琶半遮面”、打的旗号是“社会力量办学”。到了1992年，也就是10年之后，政府终于正式承认民间办学的合理性，发文“支持和鼓励民间办学”。1992到1994年间，全国出现了600多所“私立”的或者说“民办”的高等院校。当然，这些学校良莠不齐，有的国家承认学历，有的则必须通过函授考试。去年的数据，国家承认学历的私立高等院校有239所，招生人数占全国大学招生的十分之一。

第一代的私立学校校长，大都是企业家型的，都有坚忍不拔的性格，从培训班、函授班、补习班起步，经过20年的艰辛努力，全靠自身力量，逐渐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很不简单，很多考不上“正规大学”的人，就靠这些私立学校，完成自己的学业。在没有任何国家资助的情况下，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单凭这一点，私立院校及其经营者，应该嬴得整个社会的尊敬。但是，有两个因素，制约着中国私立大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一，中国的私立大学很少得到社会捐助，有钱人要捐，也是捐给北大、清华等名校，而不愿意绢给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私立大学。第二，国家对私立大学的地位及功能拿捏不准，政策上举棋不定，至今仍不给予任何拨款。今天，无论在美国还是日本、韩国，包括中国的台湾，私立大学都占很大的分量。品质好的私立大学，不仅有民间捐资，政府也给拨款，包括科研经费等。而反观中国的私立大学，基本上靠学生的学费在支持，这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

不少私立大学的校长喜欢援引美国的例子，信心满满地，甚至提出要办“中国的哈佛”。我告诉他们，做不到。为什么？全靠学费，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以为，国家有义务给私立大学一定的经费支持，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才属于国家，不是私立大家的“私有财产”。办大学，另一个可能的经费来源是宗教团体，像民国年间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都是好大学，背后都有教会的经费支持。而目前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严格限制宗教对大学的渗透的。办私立大学，不能要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的钱，剩下的，那就只能靠企业家了。除非是慈善事业，否则，企业家做事是讲回报的；过多地考虑“回报”，又必定使其办学趋于急功近利。故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不是很乐观，规模是上去了，人数也不少，但整体看来，教学质量及学术水平有很。

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我对民国年间私立大学的认识。比如，复旦大学创办于1905年，原来是私立大学，1942年才改为国立大学；南开大学1919年创办，1946年改国立；厦门大学1921年创办，1937年改国立。我曾说过，教育方面，民国年间最值得夸耀的业绩，不是北大、清华，而是南开。为什么？因为南开的创办与发展，全靠民间的力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成为战时声名显赫的“最高学府”。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水平高，名声好，这很正常；可添上一个办了不到20年的私立大学“南开”，你不觉得惊讶？今天，我们已经有很多办了20年的私立大学，有哪一所能像当年的南开一样，跟北大、清华等名校平起平坐？没有，根本做不到。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规模不小，但办学理念及学术水平，远不及民国年间的南开。

办复旦的马相伯和办南开的张伯苓，这两位先生，都是靠强大的意志、坚定的信念，集合民间的力量来创办大学。这样的教育家，永远值得我们追怀。至于著名实业家陈嘉庚之兴学救国，创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更是举世闻名。今天很多办么立大学的人所面临的重大考验，就是如何从“企业家”向“教育家”转变。转型成功，对中国教育来说功德无量；做得不好，那就只是一个“家族企业”，如此而已。

理想的私立大学，应以“捐资”为主，而不应该追求“赢利”。政府因公共教育投入不足，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可又缺乏相关的配套制度，因此，目前中国的私立大学，绝大多数是靠学费滚动发展起来的。主要靠学费，而学费又不能无限制地疯涨，这样一来，私立大学很难成长为校长们或教育家所梦想的境界。这里有生源、师资、教学质量、内部管理如家族化等问题，但最关键的还是资金。

有一所大学很特殊，那就是汕头大学。汕头大学是李嘉诚投入很多钱，帮助建起来的。李嘉诚基金会1980年成立，1981年起捐资汕头大学，至2006年，共捐资23亿港币。这当然很了不起，可我还是略感遗憾：当初不愿将其作为私立大学来经营，丧失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是国立大学，但里面有董事会，两套人马互相牵制。我不想评价这所大学目前的状况，我只想说，假如当初李嘉诚先生下决心，政府也同意，办一所高水平的私立大学，那将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可惜的是，这一步没有走出来。中国的私立大学之路，很崎岖，也很漫长，目前的状态不是很理想，但我对其未来仍然寄予厚望。

八、“北大改革”

2003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SARS；而对于北京师生来说，还有一件事同样记忆犹新，那就是春夏之交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争论。反对声音如此之大，完全出乎主事者的预料。别的大学说改就改了，北京大学却改得这么艰难。管理层的改革思路已经把棱角磨得差不多了。结果呢，无论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感觉很不过瘾。

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方案为什么引来这么多批评，因为根本性的问题不敢动，只好在枝节问题上下工夫。什么是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大学里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到底该如何区隔。这个不能谈，于是，只好加强评估与管理，几年不行就走人。风波过后，我跟校长交谈，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大学由三部分人组成：管理层、教授以及学生，这三部分人的利益及趣味是不一样的，假如只考虑管理层的需要，那事情肯定做不好。任何改革方案，出台前应尽可能多地与普通教授协商、沟通。表面上，这方案也征求了很多教授的意见，可那些教授都是身兼院长或各职能部门领导的。著名教授当了院长、部长之后，立场及趣味都会改变，更多地考虑如何加强管理，而不是发挥个性。第二，北大制定改革方案时，缺少人文学者的参与。校长说，不对啊，我们找了好几位文科的代表。我的解释是，同属文科，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因知识背景、文化趣味以及经济利益等，有很大的差异，某些方面甚至是严重对立。第三，政策制定者过多地依赖美国经验，这是有问题的。必须兼及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传统中国大学的思路，否则，很容易水土不服。

北大的改革，不能说是完全流产，但起码是不太成功。对这方案，虽然我也有一些批评，但我承认制定这方案的初衷是好的，具体措施也有其合理性。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从政府到企业都在改，改得最少的反而是大学。大家都觉得，中国的大学问题很多，但怎么改，至今没能达成共识，很可惜。关于北大改革的讨论，热闹极了，不到一年就出了四本书，《燕园变法——谁能站上北大讲坛》、《北大激进变革》、《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中国大学改革之道》。或许，“北大改革”的最大贡献，在于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引导大家深入思考、反省，理解大学的复杂性，以及大学改革的迫切性。

九、“大学评估”

今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了我的一则短文《学问不是评出来的》。其实，这文章两年前就已经发表了，这次转载，略有删节。文章提及，现在中国的大学，评著作，评学者，评学科，评大学，评博士点，再评一级学科，评研究基地，再评重点研究基地，钱虽不多，但谁也不敢怠慢，因事关“大学荣誉”。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教育部1994年底开始推行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此评估影响面极大，用心良苦，但效果不佳。本来，主事者思路还算清晰：大学评估是要分层次，不排队，且逐步过渡到民间评估。可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是教育部组织的，哪个大学都不敢怠慢。结果呢，教授们不得安宁，社会活动家如鱼得水。不是说“评估”毫无意义，它确实促使学校做了一些实际工作，比如说修建校园，添置图书和实验设备等。但这个评估的行政主导太强了，导致很多大学弄虚作假。比如，规定要查三年前的试卷，丢了怎么办？重做，而且必须按照原来的分数。比如说，三年前你才了74分，这回重作，不能答出90分的卷子。事情虽小，看在学生眼中，效果当然很坏。现在好些，说是不要三年前的了，只看最近一年的卷子。

到现在为止，教育部已经评估了近1000所大学，没有不合格的，甚至也没有及格的，据说都是良或优。可见，以中国人的智慧，再严格的评估，最后都能走过场。这个我不说了，因为很多人提出批评，教育部也在努力改进。我想说的是后面这个问题，对于好大学来说，太详尽、太细致的“规定动作”，不利于其独立规划，自由发展。每个大学的历史传统不一样，每个大学的办学条件也不一样，可有了巨细无遗的“评估指标”，只要上面列的，任何一分，我们都必须力争。这很容易导致两种弊端，一是弄虚作假，二是大学趋同。我说过，中国大学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敢有自家面貌。再多评估几次，这个问题会更严重。

十年前，在一个座谈会上，你说，教育部管大学，最好是“抓小放大”。那时政府正着力推进国企改革，提的口号是“抓大放小”。我说，大学的情况恰好相反，应该“抓小放大”。“放大”，就是让好大学自己去发展，别管那么多；“抓小”，就是对于那些基础不太好的学校，确实需要制定标准，加强管理。好大学走自己的路，比较差的大学则加强评估，这样，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才能得到提升。因为好大学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教育部不能什么都管，管得越多反而越乱。我不是说教育部的领导不想把大学办好，而是中国大学最缺的是“个性”、“探索”以及“百花齐放”。在学术思想领域，千万别迷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让好大学自己去摸索，努力走出一条新路，这比什么都重要。

十、“大学故事”

1988年，为了纪念西南联大50周年、北京大学90周年，出了两本有趣的书，一是《笳吹弦诵情弥切》，一是《精神的魅力》。校庆纪念文集，本来是官样文章，但老学生谈起几十年前的大学生活，特别有感情，文章也写得很不错。这两本书刚出来时，影响并不大，可到了1998年，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出现了一大批图书，包括我编写的《北大旧事》和《老北大的故事》，“大学故事”方才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前的“大学史”，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基本上是政治史的附庸。如今，开始强调大学有其独立的运转转道。

进述“老大学的故事”，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学之路。在这里，我也讲一个故事，借此折射出历史变迁的光与影。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风行一时，还被拍成电影，影响极大。我相信，中年以上的朋友，都读过这本书，或者看过这部电影。《青春之歌》的背景是1930年代的北大，国文系学生余永泽，是个书呆子，整天梦想做学问，对“革命”毫无兴趣；一开始，他是林道静的带路人，日后则被觉悟了的林所抛弃。林代表小资产阶级如何走上革命道路，而余则是闭门读书的落后分子。知识界很多人知道，小说里的“余永泽”，是以杨沫原来的丈夫张中行为原型的。这么一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张中行，不免备受岐视。老鬼在回忆母亲杨沫的书中，专门提到这一点。

张中行先生退休之后，开始写散文，1986年出版了《负暄琐话》，1990年出版了 《负暄续话》，1994年又出版《负暄三话》。这三本书，主要是追忆民国期间的大学生活。很多年轻人正是借助这三本书，理解了另一种大学传统。这么一来，关于北京大学的叙述，一个是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风风火火的“政治的北大”，另一个则是张中行所描摹的风流儒雅的“学问的北大”。这两个北大都是真实的，具各有其合理性，就看你的阅读趣味以及文化立场。当然，不同历史时期，公众对北大的想象，会有很大的歧义。

有趣的是，此后所有大学筹备校庆纪念，都会兼及“正史”与“野史”。因为，大学里的故事与人物，往往比所谓的“正史”更传神，也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我说过，大学传统的延续，主要不是靠校史馆，也不是靠校长演说，而是靠熄灯后学生们躺在床上聊天，或者饭桌上的口耳相传。这些在大学校园里广泛传播的雅人趣事，真假参半，代表了一代代大学生的趣味、想象力及价值判断。不仅北大如此，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

斗转星移，“大学想象”正在发生变革。谈论“大学的故事”，重新认识晚清至民国年间的大学教育，反省新中国的大学传统，展现新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可能性，有兴趣的朋友，请参阅我去年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大学何为》，以及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三篇“长文”：《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2007年11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书里书外话“大学”》（11月6日《出版商务周报》）。每个时代的大学，都有自己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追怀“过去的好时光”，不是希望将其理想化，而是在历史的对话中，展开“大学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思考与实践。

——选自陈平原《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